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”這一提法是有益的。供給側政策與需求側政策，兩方面都很重要。其實大多數需求側的政策，主要是宏觀政策、短期政策，更多的是平衡經濟。而供給側改革，更多地考慮如何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、可持續(xù)生產率的提高和技術進步，所以它可能是一個更長期性的政策。
在發(fā)生全球性經濟危機的時候，討論供給側的政策是沒有意義的，那時需要的就是反周期、穩(wěn)定宏觀經濟的政策；但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，我們考慮的是中國經濟還能不能持續(xù)增長五年、十年甚至更長時間，這時候考慮供給方面的政策是有意義的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從解決我國目前生產當中存在的低效率、資源配置不當、技術進步比較緩慢、企業(yè)創(chuàng)新能力不足等問題的角度來說，是比較有針對性的。
有經濟學家認為，中央提出供給側改革，意味著此前“通過增加投資刺激需求來拉動經濟增長”的思路有所轉變，因此貨幣政策會相對收縮。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。
首先，現在貨幣政策并沒有特別寬松，目前實行的一直是穩(wěn)健的貨幣政策。其次，這兩個問題并不在同一個維度上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用于解決短期穩(wěn)定的問題，比如經濟下行壓力過大，將貨幣和財政政策用于經濟的短期托底、穩(wěn)增長；而供給側的政策，通常用于解決中長期增長的可持續(xù)性問題。
不過，在重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情況下，將貨幣政策、財政政策刺激暫緩，這的確是一種可能性；而同時存在的另一種可能性是，需要推進供給側改革。
比如，一些產業(yè)需要重組，意味著短期內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可能會進一步加大，因為需要關停部分企業(yè)，那么原來有的就業(yè)和生產，現在就沒有了。當然，這些生產和就業(yè)本身都是無效的。但即便如此，把它們關停，經濟活動就變得更少。此時，為了配合改革，以及實現保持經濟平穩(wěn)過渡，將短期宏觀經濟政策適度放寬松一些，也是有可能的。
經濟結構改革，包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一般是改革政策與宏觀政策之間的協調，是多層次、多維度的，而不是簡單的一個方面。
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方案非常完整，而且中心思想非常明確，即市場機制要在市場配置當中發(fā)揮決定性作用?，F在的問題就是能不能落實。
因此，經濟增長短期的觸底回升是有可能的，但那些觸底回升都不可持續(xù)。什么時候經濟增長能夠真正見底、平穩(wěn)住，甚至有所回升，取決于我國有沒有形成新的、有競爭力的企業(yè)，而這就需要經濟結構性改革，或者說目前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它對經濟穩(wěn)定和保持中高速的可持續(xù)增長有積極的作用。
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，對經濟增長發(fā)揮顯著作用，將有很明顯的時間滯后，不會今天采取措施，明天經濟就回升。
過去，中國經濟很大一部分問題是宏觀經濟問題，即經濟上下波動，并進行配套的金融改革。但現在的問題是，過去有競爭力的產業(yè)都不行了。無論是宏觀政策還是增長潛力，核心問題是下一輪中國經濟靠什么產業(yè)支撐，如果這個產業(yè)都想不出來，我們討論的宏觀政策、增長潛力，這些展望全部都是空的，因為最終，GDP是靠企業(yè)、靠一塊錢一塊錢做出來的。
這也可以看成是一個特殊的問題，即中等收入陷阱。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問題，就是以前有競爭力的產業(yè)都不行了，下一個階段有競爭力的產業(yè)還在形成，有的我們現在還沒看到。它其實有很大的不確定性，因此產業(yè)升級真的非常關鍵。
什么時候經濟增長能夠真正見底、平穩(wěn)住，甚至有所回升，取決于我國有沒有形成新的、有競爭力的企業(yè)。
